今日批评家 | 徐勇：批评的“秩序”和有效性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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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徐勇（拍摄时间：2018年）
1977年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曾获《当代作家评论》2016 年度优秀论文奖等多种奖项。近几年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出版有《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等专著三部，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现当代文学研究。
我的批评观
批评的“秩序”和有效性
徐勇
虽然针对文学批评的指责大都与其回避判断或轻下评判有关，但文学批评的目的却不仅仅止于判断，或者说文学批评的目的不仅仅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文学批评的目的还在于建立一种文学秩序（用T.S.艾略特的话说就是传统）和作品的序列。在这个秩序和序列中，文学史家、作家和读者各取所需，文学史家凭此建构起自己的言说对象，读者循此充实自己的阅读书单，作家从中得以发掘出自己作品的前世今生。概言之，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中介和枢纽，舍此，我们便不可能真正理解文学。
很久以来，我们总是感叹批评的衰弱或批评地位的下降，批评家似乎也从此成为附在作家身上的“虱子”，靠着吮吸作家的血液营养自己。或者就是感叹批评的学院化、专业化、知识化乃至边缘化，云云。这些都不无道理。众所周知，文学批评曾经被赋予了太过崇高的使命或功能，一度凌驾于文学创作之前或之上。文学批评地位的下降，只是表明文学真正回归自身，及其应有的位置。从历史的角度看，自有文学创作以来，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在于建立起关于文学的种种命题或话题的场域，即是说，批评的目的在于提出问题，或者说引起话题，乃至于建构起一个话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批评家可以围绕文学展开讨论，也可以借文学而言他。可以追求一种“寻美的批评”，也可以从事社会历史批评。某种程度上，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文学批评，就是借文学而展开的思想启蒙或思想解放的话语实践，其既不纯粹，也不“文学”。
也就是说，批评可以判断，但批评并不止于判断。对于批评家而言，他必须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活动，提出某个问题、命题或话题，以引起讨论或争鸣，文学批评必须具备阐释性和生产性。批评如果只是自说自话，或者仅仅只是学院派式的知识再生产，这样的批评，其实是无效的。就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而言，建立起一种有效批评始终而且一直都是对批评家的最高要求。
对作家而言，则要求我们的作者，通过文学批评实践所建立的秩序和空间，参与到文学场的建构中去，以使自己建立起某种历史时空意识和现实意识。他们写作的时候，可以远离生活作向壁虚构，或者离群索居，一旦作品创作出来，则要求他们进入到一种文学秩序中去，文学批评的任务就在于努力使作家或作品进入到话语实践的场域中，让其增值、被言说、被阐发甚至误读。某种程度上，一个不能因此而被言说或不具备言说性的文学创作，同样也是无效的文学创作，因为很多时候，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其具有不断被言说的内在特性。
可见，文学批评的要义在于建立起言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作家与作品，批评家与批评家，批评家与作品，批评家与作家，构成一种竞争对抗的关系，对话协商的关系，乃至互为“影响的焦虑”关系。只有通过这种文学场域的内部运动或内在逻辑，才能真正形成一种有关文学本体上的、价值上的或者伦理上的有效的判断。可见，对作品的评判与其说是由批评家作出来的，毋宁说是由作家、作品和批评家乃至读者所构成的文学场所提供的。如果说批评必须建立一种判断的话，其判断只能由这一文学批评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场所给出，而不是其他。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8年第6期
批评家印象记
“前端”的追索
——徐勇印象
张颐武
最初认识徐勇，最直观的印象是他的强烈的表达的愿望。
在当年的博士的研讨中，他总是很热心地陈述他的观点，而他语速很快的激切的表达让人感到他所表达出的仅仅是他的想法的很少的一部分。这让人感到他想得很多，有许多在表达中难以呈现或难以确切把握的东西在他的语言的背后奔涌，那些丰富的思考，被语言陈述出来的其实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部分。他的表达虽然很流畅，但似乎不足以传递他的思维的迅速的流动，他的表达在追着他的思维，但表达总是落在了思维的后面，显得总是那未表达出来的似乎有更多的价值和意义。他好像始终有很多涌动的思绪和感受，在言语的表达中寻找的出口。对他来说，语言好像总是不够用，总是比起思维的灵动和感觉的闪烁来得单调。丰富的感觉和思考似乎总是在寻找自己的表达，看得出它们在他表达和陈述的缝隙之中经常流出来，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些语言未尽之处。对徐勇来说，有太多的零散的思考需要整合为理论的思考和探究。他的执着和努力确实让人受到感染。这种表达让我觉得他的思维处于他的文字和表述的“前端”，文字和表达似乎追不上思维的前端，让人觉得他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在陈述和表达中思绪一直在向外发散，那些词汇和句子不足以约束他的思考的范围。可以说，他一直在以一种无界的思考和追问的态度来努力尝试超出一般的学术工作的限制，通过这思考和追问来发现新的可能性。《文赋》中所说的“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描述了徐勇的状况。他所追求的思考和探究总是尝试着发现新的东西，而这些似乎使他的思考总是面对新的挑战。这是徐勇很鲜明的特点。
这其实是来自他对于文学和文化的持续的关注，来自他对于这份别人看起来可能是平常的学术工作的挚爱。他始终是在“当代”的空间中追寻历史的来路，探究和解释当代文学和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生活的全部。他是我的博士生，我们在他在北大学习的那个阶段有密切的交往，我在当时见证了他的成长和发展，我们师生之间有很深的情感，也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他到浙江师范大学任教之后，我们也还有许多交流。我感觉徐勇有很扎实的当代文学史的基础，在做博士生之前他已经有了当代文学教学的经历，这经历让他对当代文学的作品非常熟悉，对文学史的脉络有着很深的认知。这些年来，他又在理论方面有了更多的充实，视野也更为开阔。和他闲谈，总感到年轻学人在学术建制中的奋斗努力虽然有艰辛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对于其研究领域强烈的探究的兴趣和不枯竭的专注的思考。他的研究和思考当然来自他对作品文本细致的阅读，也来自他所熟悉的文学史的脉络，但更多的是要理解自己所处的“当下”的来路，要洞察自己的精神背景。这让徐勇的研究不仅仅具有纯粹的学术性，而更是个人对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悟的一种表达。文学研究常常会有这种因素在，但徐勇的研究更是把自己隐隐地放入了理论的思考之中，让自己的感受和个人的历程和学术有了更多的融合。
他从对20 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的“青年”的文化想象的研究是他这些年工作的基础，也是他受到认可、具有影响的工作。这对青年的关注既有他自己的年轻时代的感受的基础，当然更有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的思考。这“青年”的议题，其实抓住了中国现代性的关键的议题。青年文化一直是中国“现代性”文化想象的基础，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基础。青年始终处于社会变化的“前端”。青年代表未来，必然战胜衰老，是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开启的现代中国的“大历史”中的一个核心的“元叙事”。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化起点以五四这一青年运动作为其标志绝非偶然。它所创造的青春文化和衰老文明的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引发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决绝的断裂：新与旧，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前进与后退，等等。这些隐喻式的二元对立赋予了中国现代性对于历史的阐释的可能性，也找到了一个必须依靠青年来改变社会的基本的现代性的模式，这是现代中国人起步的原初性的想象所在。这种对于青年的想象一直笼罩着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只要想到我们从鲁迅、郭沫若、胡适等五四的先驱者的思想和作品一直到巴金等人的作品，直到新时期最初的那些关于青年的作品，中国的现代文化对于青年的想象始终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徐勇对新时期以来的青年文学的研究其实抓住了中国“现代性”的关键的议题。而徐勇关注的“新时期”以来的青年话语，一方面是回到五四， 重新赋予了“青年”历史主体的位置。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他向世界开放，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封闭性的含义。80年代以来的青年其实是中国的新的想象和来源，也是中国今天变化的历史的踪迹中的关键的部分。“青年”在新时期话语中的作用，其实是撬动历史的重要的支点。今天看来，这个勇于超越历史的因袭，敢于迎接世界的变化，坦诚面对真实的自我的新的想象，其实是这些年隐含在我们的知识和话语运作中的重要的部分。它们其实构成了新的空间中的中国想象的一部分。“青年”说到底是新的公民身份建构的一个关键的界定。他既是代际之间交替的标志，也是对于未来的想象的关键。如何建构未来中国的想象其实正是“青年”议题的关键。徐勇在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有他自己的个人经历的影子，他当年的成长其实深受这些重要的思想潮流的影响，他作为青年的角色其实也受到了这些思潮和文本的限定。今天的反思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的视野的。
徐勇此后的研究实际上一直没有离开和“青年”相关的议题，只是在一个新的背景下不断地拓展其疆域。他在对80年代的“青年”的文化想象的研究之上，把视野聚焦在了80 后、90 后等的研究中，这是直面当下社会变化和文化想象变化的新的开拓。他其实发现，在急剧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青年的角色其实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公民”的角色和“消费者”的角色正在共同构筑一个新的青年的形象。这有历史的展开，也有新的变化的结果。这是对原有青年角色的超越，也是新的青年的文化建构。这种新的青年文化其实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它其实是中国在急剧发展进程中新的自我认同的展开。21 世纪以来的中国的大变化当然有其历史的根源，但其当下性正是在一个全新的全球的背景中展开的。青年其实已经不再是五四时代的历史限定所能概括的，而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角色。他们一方面是日常生活新的空间不断地展开的丰富性的发现者和传播者，另一方面是中国新的全球角色和形象的承载者。他们一面在充实着中国的认同感，另一面也在展开着某种超越历史藩篱的新的可能性。这些都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文化想象的基础。这些青年的“形象”有着人们都能感受到的和过去的巨大的差异，但又有其复杂丰富的“模糊” 之处。他们在网络、在生活中所展现的形象，其实还有更多值得深入认知的空间。这其实也是他的“前端性”的体现。我的理解，“前端”是那些突出于时代的、先导性、启发性的议题的呈现。对于徐勇来说，始终在“前端”有所发现是他的兴趣所在。
在这方面徐勇的研究能够提供丰富的启示。这些年来他关注的领域在迅速扩展，他对当下文学的透视和分析其实正是基于这种对于社会变化“前端”的高度的关注。徐勇研究的“前端性”在于他的研究中说出的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而隐含在文本之内，却往往并未完全清晰的那些东西，其实更让人觉得有所启发。他的敏锐其实来自他的深入。这种敏锐和深入正是在文章开始时我所提到的他的思维不断试图冲出理论表达束缚的那种激切。这其实是徐勇的研究和批评工作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不断地发现新的人、新的现象，不断地试图描述、分析、阐释这些新的状况的意义和价值。而阐述和分析又在变化中被不断地延展和变化。我觉得他的工作的持续性，一方面来自他对于当下的关键的问题，总试图去寻找历史的脉络和线索，给予必要的解释；另一方面则是他对于新的状况的不间断的兴趣，这给了他对文学和文化史研究的新鲜的力量。徐勇的研究始终立足于他的感受和经验，同时不断地理论化，不断地用理论的思考来面对新的文化状况，试图给予新的阐释。中国的文化的新的变化又不断地吸引他给予新的认知和理解。
我们可以对徐勇有更多的期待。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8年第6期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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